中欧博弈中中国不能被动地“见招拆招”，需要主动进取，防患于未然。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拘泥于欧盟对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一环扣一环的“杀招”，就会缺乏对具体举措背后“操盘手”的辨识，以及高屋建瓴的战略思考和认知。国内智库专家需要进一步对地缘政治、区域国别学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和科学性研究，提出创造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

其实，对欧盟的博弈完全可以参考对美博弈的分析研究。若想具备全面完整性，需要至少三个维度：首先是“对人”，然后是“对事”，当然最重要的维度是“战术”和“战略”。当下中方应对欧盟层出不穷的打压制裁，不能信奉教条主义，而缺乏“保存自我、消灭敌人”的战略智慧和格局。

战术上，中方有必要区分三类欧盟当事人：

第一类是把控了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柏林、巴黎等地的美国牵线木偶们，他们是在当地时间7月13日欧盟理事会召开的外长会议上，通过了主要针对中国的《共同认知：我们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欧盟战略环境评估》（下称《战略评估》）的始作俑者。据香港《南华早报》的资深中欧关系记者芬巴尔·伯明翰（Finbarr Bermingham）于7月16日披露，欧盟在这份措辞激烈的《战略评估》中声称，中国和俄罗斯试图“按照自身利益重塑全球秩序”，并“推动重回划分势力范围那一套”。该报道认为，这是欧盟迄今为止对中方最强烈的官方批评。

第二类是在价值观和切身（经济和安全）利益上视中国为水火不容的敌对势力的信仰反华群体，包括年轻时被美国在柏林空投巧克力“洗脑”的当下欧洲主流“白左”们。中方根本无法与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因为“梦中人”和“梦游者”是无法被唤醒的。目前在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核心机构/政府等担任一把手的人，应该主要属于这一类，也不排除他们同时属于第一类。

第三类是中欧贸易的智者和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家、参与生产、物流、销售等的商界精英们、得益于中国性价比一流产品而维持竞争力的企业和日常生计低收入消费者、部分不属于第二类的职业官僚和贸易专家。这个群体是上述两个群体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不仅失去了选择衣食住行等基本生产消费人权和自由，还被“政治正确”剥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成为中国与欧盟博弈、反限制中欧贸易的天然盟友。

其实，中方当下有多种选择：即在政治上，可以针对上述第一类、第二类人；在经济上，可以帮助第三类人。

例如，如果中国将欧洲企业在中国工厂制造的消费品（如燃油车、服装、普通家电、食品）出口到欧洲，肯定会引发第一类、第二类群体的外交抗议和舆论谴责。但是，只要这些产品不属于欧盟禁运的受控物资清单，通常不会触发最严厉的法律制裁。第三类群体目前为了自身在西方市场的生存，普遍被迫采取了极端自我合规审查。如果中方，尤其是合资方，能够主动作为，与欧盟开启相关对话或直接试水，就可以反向利用西欧主流媒体，向选民大众展示第一类、第二类群体损害欧洲实体经济利益的荒谬政策。这样一来，欧洲“白左”的反对党就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能赢得更多选票的话题。欧盟的普通老百姓和基层选民的想法其实很朴素：你可以从道义上站队，但不能让我企业倒闭、个人失业、煤气费翻倍、饭碗不稳，就为了给你那个“政治正确”买单。

孟凡辰博士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于莱茵兰家中